从中世纪城堡到现代童话城——牛津大学访学记

      2010年对我的三口之家来说很不寻常。年初,我与妻子鼓足勇气决定,她于8月携女儿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英语公众演讲学,而我于10月独往英国牛津大学,追随英国皇家显微学会主席,牛津大学Tony Wilson院士从事光学共焦三维立体显微技术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做出的最大胆的家庭决定。

 初到

      牛津位于伦敦的西北方,乘长途汽车由希斯罗机场到牛津大约90分钟。初到牛津,便领略到牛津人对“书”的喜爱,因为在等车和乘车过程中时常都会遇到因嗜读,而“无视”于我的男女老幼。甚至,在路上边走边读书的情形也时有所见,这显然有别于我往日的生活。
       走在牛津街头,可以尽享牛津城古色古香的建筑艺术,这里风情万种,那里惹人沉思,连我这个外行也不难看出,它们显然分属于不同历史年代、不同的建筑流派,近千年斑斓文化的积淀尽在这云飞浪卷之中彰显出来。建于1669年的晓东宁(Sheldonian)剧院是牛津大学举行新生入学和毕业的重要礼仪场所,也是牛津的象征之一,其独特的D字形建筑采用了古罗马剧场的设计模式,内部壁画雄厚有力,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米开朗基罗的典型风格。难怪英国人把牛津珍视为一种传统、一种象征、一种怀恋和一种追寻。这种感觉一直到我最后离开牛津,也难以甄别牛津究竟是古代的城堡,还是现代的童话城。

 感悟

      我对牛津的更进一步了解是从牛津的历史故事开始的。牛津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其建校时间不详,因为那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牛津最早的教学活动可追溯到1096年,后来的牛津大学是早期众多宗教与学术团体的联盟。现在人们耳闻已久的牛津大学是在1571年通过的一项法案中得到证实和确定的。
      牛津位于泰晤士(Thames)河与柴维尔(Cherwell)河的汇合处。“津”的本意为渡口,历史上的牛津在河水不深时可以用牛拉车过河,故而由此得名。当然,今天的牛津显然已经无处寻觅牛车涉水的情景,但是纵横交织的河溪却无时不在滋润和养育着这座小城,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洗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令其凝思忘返。我的住所更靠近柴维尔河,周末闲暇有时偶尔和朋友或房东一同到河畔的酒吧闲聊,这也是当地人彼此交流的一种传统方式。
      然而,“大学”做为新生事物在牛津立足,却还有一段痛苦的历程。中世纪的小镇,突然涌入数量众多、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大家聚集一起传播教义或讨论所谓的科学,引起当地居民的不安、怀疑和恐慌。据说历史上曾经几度发生市民与学生的激烈冲突,其中1354年最惨烈的骚乱导致数以百计的学生、学者被射杀,直到校长突围禀告国王,才把市民镇压下去。这段世仇,以牛津市民连续缴付大学五百年的罚金而了结。冲突过程中,有部分学者和学生流落到了剑桥,开启了剑桥大学的建立与发展。Tony Wilson院士告诉我“各个学院的独立的围墙起初就是用来进行防御的。围墙之内,是相对独立的生活区,一定时间内可以自给自足。尽管各个学院的建筑独立有别,但是礼拜堂和餐厅是共同具备的。”
      牛津的图书文化对我来说是叹为观之的。据我所了解的统计数字,牛津城包括大学及居民人口仅约有20万,但却有104个图书馆,其中98个属于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最为著名的是博德莱(Bodleian)图书馆,其地表建筑并不雄伟,但是地下藏书绵延数公里,藏书约800万册,图书总量仅落后于大英图书馆。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工程研究,因此更频繁出入的是雷德克里夫(Radcliffe)图书馆,那里一些领域中的经典历史著作让我受益匪浅。与国内图书馆氛围相比,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在图书馆中查阅资料和读书的不仅有青年学生,而且有为数不少的白发教授;二是,图书类型以各领域专著为主,而鲜见普通的教科书,练习册和习题集是非常罕见的,在我的印象中未曾见过。图书馆中藏书的良好体系性让人讶异。以我关注的显微技术领域为例,随手间就可浏览到几百年前大师的原作(翻印本),一些仰慕已久的历史上的重要发现与里程碑思想的演变,就这样在我这个访客面前得以再现。带着在牛津的图书见闻和感触,我借暑假前往美国探望妻子和女儿的机会,还好奇地与美国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些比较,其感受大致相同。

导师制的思考

      身处牛津,除了领略其优雅、恬静的自然环境之外,更多地还有一种探秘的心理。或许每个访客都会出于好奇或崇敬而试着思考、探究牛津成功的奥妙,似乎那才是真正的宝藏。
      导师制源于学院为学生聘请的“家庭教师”,学院指派稍有资历的教师一方面指导学生学习,另一方面负责督导学生遵守宗教教义和考试法令。据说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年轻时桀骜不驯,但最终被其导师威廉•乔登的慈爱所感化,潜心学术,成为一代文豪。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院士威尔•摩尔对导师制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导师制的教学方法归根到底是一种质疑的方法,一种让人去提问、探寻和审视的方法。它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某种权威的声明,而在与批判、理论、分析和比较。他崇尚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试探性的而非教条的,论说性的而非专题性的论文……”[1],因此可见,牛津大学导师制设立首选是对学生品格的塑造,其次才是知识的传授。这或许正是,所谓“发酵式”教育的奥妙之一吧。
      当然,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形成还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宗教因素、经济因素、学科分化因素、科学研究因素、学院制因素以及绅士教育观等[2]。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一部英国史,西方文化、艺术与科技的每一次思潮或许都可在牛津找到痕迹。如今,受英国经济影响,牛津导师制的推行受到不小的经济压力,学校生师比不断扩大,要维持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教学模式必然需要投入更多的教育经费,仅依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各个学院用自己的捐赠款弥补了一定的公共基金缺口,以维持导师制的平稳运行。但着眼长期发展,这种贵族式的教育模式该如何延续,必然是牛津人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学院制的思考

      今天的牛津大学,设有38(或39)个学院与7个学堂,实质上是一个包括有学院、系、图书馆和实验室的中央学校。牛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主要由16个学部来组织,其中理学学部又下设有30多个系,有的学部还设有中心和研究所,也有的研究所不属于中心,而直属于大学。学院的职能不仅是宿舍,实质上负责本科生教学,而研究生的教学主要由系来组织。每个学院的规模不等,但大多在300—500人左右。
      在英国传统观念“大学功能不在于职业教育,而在培养人格”的影响下,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社会人。显然,学院制的这一理念与导师制是相辅相成的。学院为导师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同时导师制又使学院制的功能得以有效实施。学院正是凭借导师教学的强大优势吸引优秀学生,而逐渐成为精英园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学院发展的根基是教授,是名师培养学生,而非优秀的学生塑造名师。由学院制度的一些细微之处也可感受到对教授的尊重。例如,学院举行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当教授集体入场和离场时,全体学生起立,待教授入座或离场后学生才继续就座用餐。而教授在正式晚宴之前所独有的“待遇”,还有可以享用学院收藏的各类酒品,这些细节无形中体现了身为牛津教授的荣耀与职业归属感。

惜别

      纵有千般留恋,我终要回到我的祖国。在牛津最后几日的停留,我找到了《爱丽丝仙境历险》故事的诞生地,并为我的女儿买了一本手写版的故事书,做为分别一年的思念与补偿。临别前,Tony Wilson院士邀请我和另外一位牛津教授一同到他所在的赫特福德学院共用晚餐,席间我们到院落中闲聊,这也是我们在牛津的最后一次长谈。一年的访问,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当人们对学术的追求融入血液后可能产生的力量。目前我已回国工作,但那些跌宕起伏的中世纪的故事和牛津淳朴、执着有如仙境般的学术氛围却成了我一生永久的记忆。